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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中国的情况完全不同，不能按照美国模式来，”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高级律师李平说。“村庄的规模可能多多少少会缩小，但村庄仍将存在。”山会的居民也这么想。尽管他们认为人口会减少，但他们仍然相信村庄会变得更富裕。“一切都会更好的，”退休了的农民郑南达（音）说，这是村民们的典型看法。“我们没什么可担心的。”

我上面说的是投资收益，实际上中国海外资产负债的本金（存量）也会发生变化。例如，中国所有的债权几乎全是美元计的，而中国的债务大部分是用人民币计的。如果美元对人民币贬值，美国人在中国的资产换算成美元计就会升值。例如，假设原来美国用1000亿美元在中国投资，按当时的汇率1美元=8元人民币算，折合成8000亿元人民币。再假设现在美元对人民币贬值到1美元=6元人民币，美国人持有的8000亿元人民币资产折合成美元就变成了1333亿美元。假设中国在美国的资产是1200亿美元，因为中国资产是美元计价的，无论美元怎么升、怎么贬，中国的美元资产就是1200亿美元。这样，仅仅因为美元汇率的变化，中国就从债权人变成了债务人，由美国欠中国200亿美元，变成中国欠美国133亿美元。

与美国证券业监管制度相比，中国证券业监管制度明显还有较大的完善空间，尤其是在“有奖举报”方面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监管的空白。直到2014年出台的《证券期货违法违规行为举报工作暂行规定》，才对证券业内举报奖励制度予以明确的规定。但在规定中，并未对举报人的资格和程序予以明确的解释，奖励额度也仅仅是罚没金额的1%，与美国的举报奖励额度相差甚远。

并非跨区经营利器通过在异地设立村镇银行，特别是一些中小银行可以实现跨区展业，这对中小银行颇有诱惑力。“我们是上市银行，要尽快做大资产规模。”一位农商行投行人士表示，大行可能动力不足，但该行去年判断监管收紧农商行等中小银行跨区经营的限制，村镇银行因此提上战略布局，为突破异地经营限制考量。

中国的“双顺差”外资是有正面意义的，我们引进外资，由于技术外溢效应等，对国家生产效率的提高做出了贡献。不少人说，我们吃点亏是值得的。这种说法也不无道理，但凡事都有个度。“真理再向前迈一步就可能变成谬误。”中国外部经济不平衡的一个重要特点是“双顺差”——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并存。外国学者写了很多文章讨论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，但是很少有学者谈双顺差，我认为这是中国更大的问题。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，中国的资本项目基本上是顺差，资本项目顺差并不意味着中国是资本输入国。资本项目顺差同中国是否是资本输入国是两个不同概念。判断一个国家是资本输入国还是输出国只需要看一个指标：该国是经常项目顺差还是逆差。中国经常项目自1991年以后（除1993年）每年都是正的。换言之，当中国人均收入只有400多美元时，就成了资本输出国。长期维持双顺差是一种不正常的状态。一般情况下，一个国家要么是有经常项目逆差和资本项目顺差，要么是有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的逆差。即便出现过双顺差，一般也是短期的。例如，在数十年间，作为出口导向模式的模范生，泰国一直维持经常项目逆差、资本项目顺差。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，泰国遭受了严重打击，它只好一方面压缩政府开支，另一方面拼命出口（泰铢已经大幅度贬值）。这样，经常项目逆差就转为经常项目顺差了。同时，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援，泰国的资本项目依然是顺差。这样，在短时间内，泰国出现了双顺差。除中国外，在亚洲唯一曾在较长时间内维持双顺差的国家是新加坡。

迪芬贝克派外长斯密思试着与中国接触，看看开展贸易的可能性，从非官方慢慢进入官方层面。至于建交不用想了，美国坚决反对这种可能性，否则，哼哼。有了这个教训，加拿大与中国的贸易接触处于完全机密状态。直到1960年 1月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两名代表，才悄然抵达蒙特利尔，他们告诉加拿人手里有6000万美元的支票，问能够买到多少小麦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