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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位特斯拉中国区的销售员工透露，普通销售的每个月底薪是1万元左右，佣金能够拿到6000元左右，如果取消佣金，扣掉社保费用，每个月到手只有8-9000元,“实际上，去年下半年特斯拉已经开始压缩销售佣金，不少同事都选择离开，加入蔚来、拜腾或者小鹏汽车。”

4月19日，瀚海基因宣布完成2.18亿元人民币的A轮融资，由同晟资本领投，希夷资产等五家机构参与跟投。本次为瀚海基因的第四轮融资，将重点用于建设全亚洲第一条第三代基因测序仪及配套试剂生产线。不过，稍早第一财经曾致电深圳市瀚海基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，公司人员称，“老板的项目和公司没有任何关系，是老板在实验室的项目。”她表示自己不知道这项研究在哪个实验室进行。

第二，权衡好财政风险与公共风险的关系。当前，我国经济迈入新常态，财政收入增速也明显减缓。但是人口老龄化、经济结构调整、贫富差距代际传递、生态环境保护等方方面面的风险开始凸显，财政化解公共风险的压力很大。积极财政政策加力增效，应以改革的方式更多地落在转方式、调结构上，避免变成“解困”“救难”和“止痛”的政策。在任何时候，都应当把改革挺在前面，全面推进结构性改革。化解全社会公共风险，实现国家在推动现代经济发展和社会关系重构中的作用，就必须使国家拥有与之相称的国家能力。国家能力主要体现为资源汲取能力、政治渗透能力和危机解决能力。所有这些能力的提升都要依靠财政活动来加以支撑。推动财税体制改革，构建现代财政制度，就必须要权衡财政风险与公共风险的关系。这涉及财政规模和财政结构的优化问题。一方面，要通过结构性减税来实现稳增长的目标；另一方面，又不能降低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化解公共风险的能力，以避免财政危机反过来威胁经济和社会稳定。权衡财政风险与公共风险，需要处理好国家与市场、国家与社会的关系。哪些职责和支出应该由国家负责、哪些职责和支出应该由社会承担，目前还缺乏清晰的界定和规范的制度规定，社会预期模糊。这很可能加大公共风险，进而放大财政风险。国家与市场、社会之间的职责分担，实质上是风险分配，会导致不同的风险变化趋势。这不仅是经济问题，更是社会问题，这对构建现代财政制度是一大挑战。

激增的销售费用中，增长最迅猛的是市场推广费，2015年为538.88万元，2016年飙升至1.30亿元，去年达到2.01亿元，占当期营业收入六成。对此，龙津药业解释称，因持续推进深度分销营销策略，导致销售费用增加。费用急剧增长吞噬了大量利润，为此，龙津药业通过理财弥补利润。2015年以来，公司频频斥数亿资金进行理财，去年，公司将这些理财产品资金调整为结构性存款或定期存款。仅此项调整，增加利息收入1032.22万元，同比增长1258%，货币资金也增长了442.11%。由于利息收入直接计入财务费用，不再列入非经常性损益，公司增加当期利润千万元，从而避免主营业务亏损的尴尬。

基因商人而事实上，贺建奎并不仅仅是一位科学家，他同时还是一位企业家，而所做的产品便是他博文中多次提到的第三代测序仪。“一直到博士毕业，我都沉浸在学术研究的象牙塔中。从没有将科学研究和商业扯上关系，但在斯坦福，我的人生观第一次被真正颠覆了。” 贺建奎此前曾这样对媒体表示。

大兴机场总投资800亿元，预计年客流吞吐量1亿人次、飞机起降量80万架次。作为国家标志性工程，这个辐射全球的大型国际枢纽机场，也承载着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历史使命。规模浩大，科技硬核大兴机场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单体航站楼。从空中俯瞰，外观如金色凤凰的航站楼核心区，覆盖着自由曲面的全球最大屋顶，建设难度堪称世界级。